兴亡象牙白（2 / 2）
这样一个人，居然迷醉希腊文化，亲自登台表演。甚至，当他发现罗马人对他的表演不够推崇，居然花了一年时间在希腊从事专业演出！这个现象，真要让我们对艺术文化与人品人格的对应关系打上大大的问号。
我注意到，欧洲史学界早就有人发现了尼禄身上的某些积极面，也有学者试图寻找他种种恶行怪状的遗传学原因和后天教育原因。我感兴趣的问题要大一些，那就是：尼禄的出现对于罗马是必然的吗？他的来去对于罗马的历史命运，没有多大影响还是正恰相反？
如果说，一个国家最大的灾难莫过于人格灾难，那么，尼禄十余年的统治也像那年在他眼前燃烧的大火，对罗马的损害非常严重。人们由此产生的对于罗马的幻灭感、碎裂感、虚假感，无异于局部的国破家亡。惊人的光辉和惊人的无耻同根而生，浓烈的芬芳和浓烈的恶臭相邻而居，尼禄使罗马有了自己的阴影，从而变得更加立体，更加质感。所幸的是，不是尼禄消化了罗马，而是罗马消化了尼禄。
4
罗马帝国最终灭亡于公元四七六年，最后一位皇帝叫罗慕洛斯·奥古斯都。当代瑞士出生的剧作家迪伦马特写过一部《罗慕洛斯大帝》，可谓精彩纷呈。几年前曾有一些记者要我评点二十世纪最优秀的剧作，我点了它。
迪伦马特把这个剧作称之为“非历史的历史剧”，说明剧情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但在基本精神上，他却写出了罗马帝国覆亡的必然性，并由此引出了普遍哲理。
在迪伦马特笔下，罗慕洛斯面对日尔曼人的兵临城下，毫不惊慌，悠然养鸡。他容忍大臣们裹卷国库财物逃奔，容忍无耻之徒诱骗自己家人，简直没有半点人格力量，令人生厌。但越看到后来越明白，他其实是一位洞悉历史的智者。如果大车必然要倒，妄图去扶持反而是一种骚扰；如果历史已无意于罗马，励精图治反而是一种反动。于是，他以促成罗马帝国的败亡来顺应历史，而且让自己的生活形态和人格结构一起败亡。他之所以坚守王位，就是怕别人按照一般逻辑来挽狂澜于既倒。他太了解罗马，知道一切均已无救。拼命抢救于无救，是人间最大的悲剧。
但是，作为战胜者的日耳曼国王更有苦衷。他来攻打罗马是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他没有儿子，按传统规矩只能让侄子接班，但这个侄子是一个年轻的野心家和伪君子。国王既已看穿又别无良策，只能靠攻打罗马来投靠罗慕洛斯，看看有没有另一种传位的办法。
于是，罗马必败无疑，日耳曼必胜无疑，但在这两重必然性背后却另有相反的文章。败亡者因知道必败而成了世界的审判者，胜利者因别有原因而浑身无奈。由此联想到人类历史上的多少胜败，掩盖了大量深刻的内涵。
我认为这是最高层次的喜剧，也是最高层次的历史剧。
跳开艺术，回到真实，我又低头俯视脚下。
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的市中心十分凄凉。
本来市中心的罗马市场是与自由政体一起繁荣的，奥古斯都独裁时期曾一度衰落，后因罗马帝国征战所占领的土地越来越大，财富超常汇集，罗马市场重新热闹。罗马帝国一灭亡，这里立即荒凉，不久甚至连人影也看不到了，成了一个彻底的废墟，只有野草冷月与断柱残石相伴，除了遗忘还是遗忘。
文艺复兴时大家对希腊、罗马又产生兴趣，但对希腊、罗马的实址又不以为然，当时还没有实证意识和缅怀心绪。文艺复兴需要兴建各种建筑，缺少建筑材料，这里堆积着大量古代的象牙白石材，于是一次次搬运和挖掘，没有倒塌的建筑则为了取材而拆毁。其实这里早已是一片放牧牛羊的野地，要挖掘石材时，把牛羊赶一赶，挖完，再让牛羊去咬食野草。
考古发掘，是十八世纪以后的事。
难得这片废墟，经历如此磨难，至今还豪气夺人、威势犹在。
可见，在一千多年与野草冷月的夜夜秘语中，它们没有把自己的身份降低，没有把自己的故事说歪。
5
今天的罗马，仍然是大片的象牙白。只不过象牙白已经苍老，不再纯净，斑斑驳驳地透露着自己吓人的辈分。后代的新建筑当然不少，却都恭恭敬敬地退过一边，努力在体态上与前辈保持一致。旁人一眼就可看出它们筋骨强健，但它们却把全部尊荣让给了年岁。结果在静寂无声间对峙出一种让人不敢小觑的传代强势，这便是今日罗马的气氛。
就在写这篇笔记的三小时前，傍晚时分，我坐在一个长满亭亭罗马松的缓坡上俯瞰全城。应该是掌灯时分了，但罗马城灯光不多，有些黯淡。正想寻找原因，左边走来一位散步的长者。
正像巴黎的女性在整体气度上胜过男性，罗马男人在总体上比罗马女人更有风范，尤其是头发灰白却尚未衰老的男人，简直如雕塑一般。更喜欢他们无遮无拦的热情，连与陌生人打招呼都像老友重逢，爽爽朗朗。此刻我就与这位长者聊上了，我立即问他，罗马夜间，为什么不能稍稍明亮一点？
“先生平常住在哪个城市？”他问。
“上海。”我说。
他一听就笑了，似乎找到了我问题的由来。他说：“哈，我刚去过。上海这些年的变化之大，举世少有，但是……”他略略迟疑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不要太美国。”
细问之下，才知他主要是指新建筑的风格和夜间灯光，那么，也算回答了我的问题。
他把头转向灯光黯淡的罗马，说：“一座城市既然有了历史的光辉，就不必再用灯光来制造明亮。”
我并不完全同意，但心里也承认这种说法非常大气。不幸的是，正是这种说法，消解了他刚刚对美国和上海的批评，变成了自相矛盾。因为在罗马面前，美国和上海都没有历史，它们不能怀抱着几千年的安详，在黑暗中入梦，必须点亮灯光，夜以继日地书写今天的历史。
说上海没有历史我又于心不甘，脑中浮现出外滩的一溜象牙白和灰褐色。那是欧洲文明登陆华夏的百年印记，由于两种宏大文明的擦撞和交汇，另有一番戏剧性的欢悦和悲哀。那个年代意大利已经不是擦撞和交汇的先锋，尽管它早早地派出过马可·波罗和利玛窦。作为擦撞先锋的英国、法国，以及跟随其后的美国、德国，追根溯源，其文明的共同根子还是离不开罗马的象牙白。那整片整片、既老旧又经典的色彩分出了一小溜来车拉船装，镶到了太平洋西岸，镶到了上海。与它对峙的东方色彩满地都是，但要论定足以与罗马大致对等的源头，好像应该是昔日的长安。
这么说来，上海是两部悠久历史的擦撞处。擦撞迟早会发生，擦撞于何时何地却有点偶然。但既然擦撞到了也就构成一截短短的历史，尽管与两个擦撞主体所理解的历史相比，那只是烟光一闪。十年前我发现人们过于鄙视上海这个擦撞处，甚至连当地人也产生了自卑，为此曾去粗粗梳理了一下那截短短的历史，写了一点文章。怎料几年下来一看，对那截历史的沉湎似乎已经不浅。沉湎于纷飞战火夹缝间的零星时日，沉湎于贫困大地边缘那一层薄薄的象牙白，越说越玄地把这一点时日夸张成一个重要年代，把这一个薄层夸张成一个独立世界，好像真有多少高贵的情调、幽怨的灵魂在那里旋转。其实当一些西方流浪者和东方逃难者相遇在江边海滩总会有一些故事，却也不会有多少可供长期挖掘的潜藏。幸好上海人多数不作这种沉湎，他们这些年来评价最高的新建筑是上海博物馆，那里展出的文物横贯数千年，完全不受这座城市的局限。这些上海人如果到罗马一看更会明白，自己城市的早年遗留究竟处于什么地位。欧洲造一座教堂都要花费好几百年，上海其实是投入了一场延续百年的兴建工程，重头土木完成在最近几年。上海人如果没有这样的时间认知，以后还怎么到西安去，到罗马来？
那么，罗马的象牙白已经变成了一种古老的启示、无声的告诫。一个悠久的文明之邦总有太多的细微末节值得摩挲，但不能在这种摩挲中丧失整体气韵。整体气韵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承载，最能割碎它的，不是灾祸，而是地域性的兴奋和时段性的迷醉。一旦割碎，就很难复原。
我注意到，欧洲史学界早就有人发现了尼禄身上的某些积极面，也有学者试图寻找他种种恶行怪状的遗传学原因和后天教育原因。我感兴趣的问题要大一些，那就是：尼禄的出现对于罗马是必然的吗？他的来去对于罗马的历史命运，没有多大影响还是正恰相反？
如果说，一个国家最大的灾难莫过于人格灾难，那么，尼禄十余年的统治也像那年在他眼前燃烧的大火，对罗马的损害非常严重。人们由此产生的对于罗马的幻灭感、碎裂感、虚假感，无异于局部的国破家亡。惊人的光辉和惊人的无耻同根而生，浓烈的芬芳和浓烈的恶臭相邻而居，尼禄使罗马有了自己的阴影，从而变得更加立体，更加质感。所幸的是，不是尼禄消化了罗马，而是罗马消化了尼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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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最终灭亡于公元四七六年，最后一位皇帝叫罗慕洛斯·奥古斯都。当代瑞士出生的剧作家迪伦马特写过一部《罗慕洛斯大帝》，可谓精彩纷呈。几年前曾有一些记者要我评点二十世纪最优秀的剧作，我点了它。
迪伦马特把这个剧作称之为“非历史的历史剧”，说明剧情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但在基本精神上，他却写出了罗马帝国覆亡的必然性，并由此引出了普遍哲理。
在迪伦马特笔下，罗慕洛斯面对日尔曼人的兵临城下，毫不惊慌，悠然养鸡。他容忍大臣们裹卷国库财物逃奔，容忍无耻之徒诱骗自己家人，简直没有半点人格力量，令人生厌。但越看到后来越明白，他其实是一位洞悉历史的智者。如果大车必然要倒，妄图去扶持反而是一种骚扰；如果历史已无意于罗马，励精图治反而是一种反动。于是，他以促成罗马帝国的败亡来顺应历史，而且让自己的生活形态和人格结构一起败亡。他之所以坚守王位，就是怕别人按照一般逻辑来挽狂澜于既倒。他太了解罗马，知道一切均已无救。拼命抢救于无救，是人间最大的悲剧。
但是，作为战胜者的日耳曼国王更有苦衷。他来攻打罗马是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他没有儿子，按传统规矩只能让侄子接班，但这个侄子是一个年轻的野心家和伪君子。国王既已看穿又别无良策，只能靠攻打罗马来投靠罗慕洛斯，看看有没有另一种传位的办法。
于是，罗马必败无疑，日耳曼必胜无疑，但在这两重必然性背后却另有相反的文章。败亡者因知道必败而成了世界的审判者，胜利者因别有原因而浑身无奈。由此联想到人类历史上的多少胜败，掩盖了大量深刻的内涵。
我认为这是最高层次的喜剧，也是最高层次的历史剧。
跳开艺术，回到真实，我又低头俯视脚下。
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的市中心十分凄凉。
本来市中心的罗马市场是与自由政体一起繁荣的，奥古斯都独裁时期曾一度衰落，后因罗马帝国征战所占领的土地越来越大，财富超常汇集，罗马市场重新热闹。罗马帝国一灭亡，这里立即荒凉，不久甚至连人影也看不到了，成了一个彻底的废墟，只有野草冷月与断柱残石相伴，除了遗忘还是遗忘。
文艺复兴时大家对希腊、罗马又产生兴趣，但对希腊、罗马的实址又不以为然，当时还没有实证意识和缅怀心绪。文艺复兴需要兴建各种建筑，缺少建筑材料，这里堆积着大量古代的象牙白石材，于是一次次搬运和挖掘，没有倒塌的建筑则为了取材而拆毁。其实这里早已是一片放牧牛羊的野地，要挖掘石材时，把牛羊赶一赶，挖完，再让牛羊去咬食野草。
考古发掘，是十八世纪以后的事。
难得这片废墟，经历如此磨难，至今还豪气夺人、威势犹在。
可见，在一千多年与野草冷月的夜夜秘语中，它们没有把自己的身份降低，没有把自己的故事说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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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罗马，仍然是大片的象牙白。只不过象牙白已经苍老，不再纯净，斑斑驳驳地透露着自己吓人的辈分。后代的新建筑当然不少，却都恭恭敬敬地退过一边，努力在体态上与前辈保持一致。旁人一眼就可看出它们筋骨强健，但它们却把全部尊荣让给了年岁。结果在静寂无声间对峙出一种让人不敢小觑的传代强势，这便是今日罗马的气氛。
就在写这篇笔记的三小时前，傍晚时分，我坐在一个长满亭亭罗马松的缓坡上俯瞰全城。应该是掌灯时分了，但罗马城灯光不多，有些黯淡。正想寻找原因，左边走来一位散步的长者。
正像巴黎的女性在整体气度上胜过男性，罗马男人在总体上比罗马女人更有风范，尤其是头发灰白却尚未衰老的男人，简直如雕塑一般。更喜欢他们无遮无拦的热情，连与陌生人打招呼都像老友重逢，爽爽朗朗。此刻我就与这位长者聊上了，我立即问他，罗马夜间，为什么不能稍稍明亮一点？
“先生平常住在哪个城市？”他问。
“上海。”我说。
他一听就笑了，似乎找到了我问题的由来。他说：“哈，我刚去过。上海这些年的变化之大，举世少有，但是……”他略略迟疑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不要太美国。”
细问之下，才知他主要是指新建筑的风格和夜间灯光，那么，也算回答了我的问题。
他把头转向灯光黯淡的罗马，说：“一座城市既然有了历史的光辉，就不必再用灯光来制造明亮。”
我并不完全同意，但心里也承认这种说法非常大气。不幸的是，正是这种说法，消解了他刚刚对美国和上海的批评，变成了自相矛盾。因为在罗马面前，美国和上海都没有历史，它们不能怀抱着几千年的安详，在黑暗中入梦，必须点亮灯光，夜以继日地书写今天的历史。
说上海没有历史我又于心不甘，脑中浮现出外滩的一溜象牙白和灰褐色。那是欧洲文明登陆华夏的百年印记，由于两种宏大文明的擦撞和交汇，另有一番戏剧性的欢悦和悲哀。那个年代意大利已经不是擦撞和交汇的先锋，尽管它早早地派出过马可·波罗和利玛窦。作为擦撞先锋的英国、法国，以及跟随其后的美国、德国，追根溯源，其文明的共同根子还是离不开罗马的象牙白。那整片整片、既老旧又经典的色彩分出了一小溜来车拉船装，镶到了太平洋西岸，镶到了上海。与它对峙的东方色彩满地都是，但要论定足以与罗马大致对等的源头，好像应该是昔日的长安。
这么说来，上海是两部悠久历史的擦撞处。擦撞迟早会发生，擦撞于何时何地却有点偶然。但既然擦撞到了也就构成一截短短的历史，尽管与两个擦撞主体所理解的历史相比，那只是烟光一闪。十年前我发现人们过于鄙视上海这个擦撞处，甚至连当地人也产生了自卑，为此曾去粗粗梳理了一下那截短短的历史，写了一点文章。怎料几年下来一看，对那截历史的沉湎似乎已经不浅。沉湎于纷飞战火夹缝间的零星时日，沉湎于贫困大地边缘那一层薄薄的象牙白，越说越玄地把这一点时日夸张成一个重要年代，把这一个薄层夸张成一个独立世界，好像真有多少高贵的情调、幽怨的灵魂在那里旋转。其实当一些西方流浪者和东方逃难者相遇在江边海滩总会有一些故事，却也不会有多少可供长期挖掘的潜藏。幸好上海人多数不作这种沉湎，他们这些年来评价最高的新建筑是上海博物馆，那里展出的文物横贯数千年，完全不受这座城市的局限。这些上海人如果到罗马一看更会明白，自己城市的早年遗留究竟处于什么地位。欧洲造一座教堂都要花费好几百年，上海其实是投入了一场延续百年的兴建工程，重头土木完成在最近几年。上海人如果没有这样的时间认知，以后还怎么到西安去，到罗马来？
那么，罗马的象牙白已经变成了一种古老的启示、无声的告诫。一个悠久的文明之邦总有太多的细微末节值得摩挲，但不能在这种摩挲中丧失整体气韵。整体气韵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承载，最能割碎它的，不是灾祸，而是地域性的兴奋和时段性的迷醉。一旦割碎，就很难复原。